讀者論任正非和華為

真正的任的講話，即使是內部講話，也是非常謹慎的，總是盡力不牽涉政治，更不會做出類似這種激進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表達。

國內的網上有很多懷著各種目的的人炮製的流言，例如N年以前（大概三鹿奶粉事件時）還曾炮製過經濟學家茅于軾說什麼山羊跳山谷，小羊撐著老羊的身體（也就是老羊甘願自我犧牲，掉下懸崖）跳的故事，以圖諷刺動物比某組織更有人性，茅於軾聽聞後趕忙公開否認。

所謂“內部講話”，就是利用它難以考證真假的特點傳播流言。此類流言多出於類似“血飲”之類微博大V號之手，然後流傳中不斷被改成各種版本和出處。王先生不可不慎。

華為本來的目標和它成功的秘訣之一就是儘量淡化政治色彩和國家色彩，樹立跨國企業的形象。』

90年代初的時候，國內剛剛引進數碼程式控制交換機。那時裝一台電話普遍要3000~4000元（人民幣，下同），想想那時人們的平均工資不過幾百元。不明真相的吃瓜群眾於是暗暗大罵政府無良。其實那是因為幾乎所有的電信設備都要進口，光是數碼程式控制交換機就要2000元/線，加上其他費用（機房，管線工程，中繼傳輸等等），當然超過3000元。

華為的通信設備開始量產後，僅僅幾年，到90年代後期，即使主要使用進口設備的大城市的電話初裝費也降到1500元以內，因為逼著歐美通信巨頭也不斷降價。同樣的情況更體現在移動通信領域。今天中國內地的通信發達程度甚至超過許多歐美國家，不少移民外國的朋友都反映國外的通信落後，信號經常不好甚至沒有，還將多倫多戲稱“多村”，蒙特利爾戲稱“蒙村”。

沒有華為（也包括中興一部分功勞），最近十幾年中國將在通信設備和終端方面多花上萬億美元的費用，而少了上萬億美元的收入。僅是這個經濟帳就已經足以說明一切，足以讓西方國家和那些曾經的跨國通信巨頭恨得要死。更不用說通信所涉及的國家安全領域。

孟晚舟事件，某種方面可能起了讓這個本來很低調踏實的企業忽然在西方國家普通民眾（也包括不少無知而對國內自大又對西方自卑的香港人）眼前閃亮登場的作用。

迄今為止，能唯一不斷擊敗跨國巨頭的華人企業，只有華為。至於香港本地的那幾個土豪，閃一邊去罷。

華為為什麼成功？？ 

最大原因就是創始人和領導集體始終堅持了“做一個偉大的事業”的志向，而非僅僅以利益，利潤來考慮一切。企業逐利無可厚非，但僅會逐利的企業很難做大，即使一時大了也做不久，即使某種特殊條件大了久了，也談不上強。

例如比較香港所謂“李超人”的企業，在全世界範圍內同行業的地位，和華為在全世界通信行業內的地位，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相提並論。

過去20年的不同時間，我曾做過華為的競爭對手，供應商和客戶等不同角色。這些是我的親身感受，不懂的就別來唧唧歪歪了。

所以，維持和伊朗必要的貿易往來和經濟合作在中國看來不僅是互利互惠和國家自主性的體現，更是抵制霸權主義和支援受壓迫國家和人民的正義行動（這一點自然不會明說）。但在美國看來，就是公然和它作對了。

因此中興和華為不過是執行了國家意志而已。尤其是華為，本來它的世界市場份額一直就比中興大得多，完全無必要為此並不豐厚的利潤（看看伊朗多數人的生活水準就知道它付不起太多錢）去冒如此大的風險。國家也明白這一點，所以出了事，動員國家力量去解救並無可厚非。一些人抓住這點不放，不是糊塗就是別有用心。

美國為何不象上次對中興那樣直接制裁華為，給華為斷供呢？原因就在於華為遠比中興強大，手握許多新技術專利，換言之，華為手上有足夠多的報復手段。給華為斷供，不單是對華為宣戰，也等於對中國宣戰，中國政府勢必強力支持華為打這場仗，美國佬可不想兩敗俱傷。所以它企圖用其他手段例如司法等先搞臭華為，分散華為的精力和資源。

其實很多跨國企業都以各種方式在伊朗開展業務，美國不過是選擇性執法而已（先不論它的“法”該不該管）。再譬如所謂“詐騙”和虛假陳述，當年滙豐也涉及洗錢和造假等活動，最後也不過罰款和派監督員了事。

這一次，美加做得太出格了，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中國人能接受的底線，受害的物件還是通常以弱者姿態出現的女性，因此國內網上幾乎一面倒的支持華為。如果孟晚舟最終被引渡和判刑，那麼這個案件還很可能起到和反華勢力期望完全相反的巨大反作用，甚至最終成為扭轉中國普通民眾對歐美社會好感的標誌性事件。』

我的讀者文化水平、學識及思考能力普遍較高，A君又是一例。不僅這樣，他在通訊和政治上的知識，都很專業，所言極具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