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纏六四，醉翁之意何在？ (1)

昨日閱報：

『警方禁止支聯會今晚（4日）於維園舉行「六四」紀念晚會，更首度引用《公安條例》封閉維多利亞公園中央草坪、足球場和籃球場及通往該等地方的通道。不過，旺角、銅鑼灣及維園一帶仍有大批市民聚集，晚上8時半，旺角西洋菜南街有大批人士聚集，期間有人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警方隨即高舉紫旗警告。晚上約9時15分，警方於銅鑼灣時代廣場一帶拉起橙帶，以截查近10名人士，部分身穿黑衣，另有1名白衣女子被帶上警車。警員搜查隨身行裝，並有警員手持攝錄機作記錄。連同銅鑼灣及旺角區，至少有6人被捕。

警方表示，晚上8時許，銅鑼灣百德新街及京士頓街附近及旺角西洋菜南街一帶有大量人群聚集，並分別有示威者高叫涉嫌煽動或教唆他人分裂國家的口號；近9時，銅鑼灣波斯富街一帶有黑衣示威者聚集及高聲叫囂，更有人將垃圾及垃圾桶等雜物扔到馬路中心，阻塞交通，有可能觸犯《港區國安法》，並警告有關人士立即停止違法行為並離開，重申定必嚴正執法。

臨近晚上8時，不少人手持電子燭光於維園外圍行走。在場警員立即呼籲市民切勿參與非法集結，期間多次高舉紫色《港區國安法》旗幟，以及黃色警告旗幟，並多次警告市民離開，否則所有人即屬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現場市民聚集於記利佐治街，以及告士打道維園的行人道，部分人舉着手電筒或手機，部分人高叫「一息尚存抗爭到底」。警方隨即於記利佐治街兩旁行人路高舉黃旗，其後大量警員站出行車路，作一排封鎖線。

警方遂於多個地區採取執法行動，截至晚上10時，至少4男2女被捕，年齡介乎20至75歲，涉嫌煽動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普通襲擊、刑事毀壞、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及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另外，至少12人涉干犯《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第599章）的相關罪行而被票控。』

這則新聞報導令我想起自己在2016年6月撰寫的文章：

『港大學生會會長孫嵐認為，六四議題一兩年後應畫上句號，又指「燭光悼念屬情緒宣洩活動」、「一如世界各地，中國民主理應由在地的人民去爭取，港人是無理(由)去承擔這份強加的必然責任。從今以後每年六四，我們遙祭六四死難者之前，亦同時要為被出賣的香港去默哀。」；香港近期本土意識高漲，很多年輕人自稱「天然獨」，認為建設民主中國事不關己港人沒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深圳河以北的人與事應與香港人自身割裂，更認為上一代一直拘泥於以中國人或中國香港人身份建設民主中國，是過時的身份認同，甚至綁架，矮化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建立；樹仁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廖俊升「鄰國慘劇與我何干？」的說法，代表相當部份年輕人的心聲。

這些香港新生代的想法，與老一輩民主派形成鮮明對比，老一輩如司徒華等人被稱為「大中華膠」。他們想透過每年的燭光晚會提醒支持者，香港可以透過建設民主，把自己的影響力輻射內地，並令中國持續改革，從而達致平反「六四」。

新生代與年長(特別是熟諳中國歷史的老一輩)的泛民各有是非。

新生代主張不應每年搞六四悼念，這是對的(為什麼？下文我會解釋)，但他們的主張是基於港獨思想，那就不對了；年長老一輩糾纏於平反六四，反對甚至要打倒(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那是不對的(原因我同樣在下文解釋)，但這個做法，是基於他們對中國和它有關的歷史、文化的深厚感情，他們本質上是愛國的，主觀上他們的言行出發點也是為了中國好，從這個角度去看，他們的取態是對的。

個人認為，泛民這麼多年糾纏於六四事件，與中央對著幹，損害了香港的中長線利益，是十分不智的。

在六四事件中，鄧小平調動數十萬大軍入京，鐵腕地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不惜負上千古罵名及世俗所謂的晚節不保，鄧小平為甚麼要這樣做呢？據聞他認為，殺幾千人可換取二十年安定。如果他真的這樣說，姑不論他的推論是否正確，他的出發點在於仁。殺一小撮人以換取全國免於大動亂，免於死人無算，是大仁！婦人之仁的統治者一般慮不及此。

天安門廣場聚集著數以十萬計的群眾 (不乏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之徒)，公然抗爭中央數十日，情況十分險峻，隨時可觸發成全國性動亂，甚至兵變。用趙紫陽所提的安撫方案，無可避免會示人以弱，而這種示弱在此刻有可能導致兵敗如山倒，中共恐怕連江山也不保。我這個說法是否言過其甚？大家且看看1990年蘇聯兵變中耶爾津領導群眾亂中奪權，1991年羅馬尼亞大獨裁者西奧賽斯古在廣場群眾暴動中喪命及九十年代後期烏克蘭反對派領袖尤先科利用群眾反敗為勝，便知群眾聚集而被人利用的利害。

以鄧小平為首的當權派認定「穩定壓倒一切」，有穩定局勢才可有效地弄好經濟建設。六四以還，迄今不覺27年，國內當真經歷了百年來僅見的安定和高速經濟發展，使國家的綜合國力空前強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這個角度去看，鄧小平的處理方式似乎証明有預見性。

政治大人物的千秋功過，誰與評說？鄧小平的流血鎮壓，是功是過，現在爭論意義可能不大，留待時間去證明吧！

泛民糾纏於六四事件，說他們不智是有理由的：

結論很簡單、明確，泛民應盡早抛開六四這個大包袱，放棄政治鬥爭，將精力投放到發展香港的經濟和民生。這樣做，對己對香港市民都利多於弊。』

~~~  待續 ~~~